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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章 寻痕

第八十二章 寻痕 (第1/2页)

樟木头的秋风,是软的,也是冷的。
  
  岭南的秋,从来没有北方那种凌厉干脆的换季。北方入秋,一夜霜风扫过,天地即刻清肃,木叶泛黄、长空湛蓝,连风都带着利落的通透感,冷热分界清清楚楚。可岭南的秋,是缠人的、黏糊的、藏拙的。南海源源不断的暖湿气流笼罩整片珠三角,哪怕时序迈入深秋,天地间依旧裹着一层化不开的水汽。风拂过肌肤是温柔的,没有刺骨的凛冽,没有卷地的寒霜,轻轻柔柔贴在脸颊、脖颈、手背,像一层温热的薄纱。
  
  可只有在这片土地真正挣扎过、熬过最深苦难的人才懂,这份温柔是假的,是浮在市井表层的伪装。温润的秋风钻进球领袖口,渗入骨缝之后,剩下的只有经年不散的阴寒。这种冷不同于北方的霜寒,直白刚烈、来去分明;它是潮湿的、蛰伏的、缓慢侵蚀的,悄无声息浸透四肢百骸,盘踞在骨髓深处,常年不散、久久难消。
  
  抬眼望去,一九九六年的樟木头秋阳正好,天色透亮干净,没有盛夏的厚重积云,也没有雨季的连绵阴霾。澄澈的蓝天铺展在头顶,一轮暖阳悬于天际,光线柔和不刺眼,暖暖地泼洒在整片老街上。临街连片的客家老骑楼顺着老街走势蜿蜒铺开,青灰色的瓦片层层叠叠,历经数十年风雨冲刷,边角微微泛白,纹路里嵌着岁月沉淀的沧桑。老旧的木质窗棂、斑驳的青砖墙面、带着复古纹路的骑楼立柱,每一处细节,都写满了小镇的年岁更迭。
  
  街边林立的商铺挂着各式各样的铁皮招牌,红漆、黄漆、蓝漆层层叠加,褪色、掉皮、生锈,边角被常年日晒风雨磨得圆润,上面的店名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混杂着简体字与旧体字,是九十年代小镇最鲜活的印记。暖融融的日光落在招牌上,落在往来行人的肩头,落在老街凹凸不平的柏油路面上,镀上一层温柔的金光。
  
  道路两侧栽满了岭南随处可见的细叶榕,这种树生命力极强,四季常青、耐旱耐涝,任凭寒暑轮转,始终枝叶繁茂。深秋时节,也只是零星叶片泛黄,绝大多数枝叶依旧翠绿浓郁。微风掠过树梢,细碎的黄叶慢悠悠脱离枝桠,盘旋、飘落、浮沉,漫过平整的柏油路面,掠过街头穿梭的二八自行车后座,落在行人沾满尘土的发顶、磨得发亮的布鞋面上。一幕一景,温柔舒缓,岁月静好,像是一幅安稳温润的市井画卷。
  
  可我心底清楚,这幅画卷的底色,是淋漓的鲜血,是无声的枯骨,是无数底层人被碾碎的人生。
  
  表层的人间烟火有多温柔、多热闹、多安稳,暗处的罪恶就有多阴冷、多残酷、多骇人。拂面的暖风是真的,街边的烟火是真的,普通人眼里的盛世机遇也是真的,但唯独我心口盘踞的死寂寒凉,是刻进魂魄、一辈子都无法磨灭的真实。那是一千零九十八个日夜深山炼狱淬炼出的冷,是亲眼见证数十条鲜活人命无声湮灭、善良被肆意践踏、人命被视作草芥之后,彻底冰封心底的荒芜与寒凉,再也暖不回来,再也无法消解。
  
  一九九六年的樟木头,正处在时代浪潮最沸腾、最汹涌的节点。
  
  彼时的整个东莞,尚且还未完全褪去农田乡镇的质朴底色,却又被改革开放的浪潮推着飞速崛起。短短数年时间,原本连片的稻田、菜地、荒坡被尽数推平,机器轰鸣取代了田间蛙鸣,塔吊林立取代了错落农房。外资工厂批量落地,商品房楼盘连片开挖,城镇道路不断拓宽延伸,土路改柏油、窄路扩宽路,日新月异的变化,让这座小城一夜之间遍地机遇、处处生机。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句朴实直白的顺口溜,像一阵席卷全国的风,顺着乡间田埂、乡镇小路、绿皮火车的车窗,吹遍了湖南、四川、江西、贵州、广西每一个贫瘠落后的乡村。九十年代的乡村,大多依旧贫困,土地产出微薄,养家糊口尚且艰难,更别说供孩子读书、给老人治病、撑起一家人的生计。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熬得无数人身心俱疲。
  
  于是,无数不甘平庸、想要改变命运的普通人,放下手中的锄头、撂下家里的犁耙、告别留守的老小,背上鼓鼓囊囊的红白蛇皮编织袋,袋子里塞着几件换洗衣物、几包干粮、一卷薄被褥,揣着家里东拼西凑的几百块路费,揣着一个朴素又滚烫的翻身美梦,挤上拥挤不堪的绿皮火车,千里迢迢奔赴珠三角。
  
  没有人不向往广东的繁华,没有人不期盼靠自己的苦力挣一份安稳工钱。在所有乡村人的认知里,广东遍地是活干、遍地是机遇、遍地是黄金,只要人肯吃苦、肯出力、肯弯腰,就一定能挣到钱,就能改善家里的窘迫光景,就能让孩子走出大山、让老人安度晚年、让一家人摆脱代代贫穷的宿命。
  
  樟木头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背靠连绵的观音山余脉,紧邻深圳、接壤东莞主城区,交通四通八达,工地密集、工厂扎堆、用工需求量极大,自然而然成为了无数南下务工者踏入珠三角的第一站、落脚点与求生地。
  
  这里的老街,是整个小镇烟火气最浓、人流最密集、故事最多的地方。每逢农历二、五、八的圩日,整条老街的热闹程度,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凌晨四点不到,天色还蒙着一层厚重的青灰色晨雾,夜色尚未彻底褪去,整片老街就已经彻底苏醒。
  
  街边的摊贩们早早推着木板车、挑着竹箩、扛着货架赶来占位摆摊。卖早点的、卖蔬果的、卖杂货的、卖五金的、卖衣帽鞋袜的,一字排开,顺着老街两侧铺展开来。煤炉被逐一点燃,蓝色的火苗舔着炉底,白色的烟气一缕缕升腾起来,混着油条香、面汤香、糖水香,在微凉的晨雾里弥漫开来,铺满整条街巷。
  
  天光一点点破晓,东方泛起鱼肚白,一轮红日缓缓升起,驱散晨雾。四面八方的务工者、本地村民、小商贩潮水般涌来,不算宽阔的老街瞬间被挤得水泄不通、摩肩接踵,人头攒动、步履匆匆,满是鲜活的人间气息。
  
  街巷之间,南腔北调交织缠绕,揉合成独属于九十年代珠三角的市井腔调。湖南人的湘音尖锐直白、干脆利落,带着山里人的爽朗执拗;四川人的川语软糯沙哑、语速轻快,藏着巴蜀人的通透乐观;江西的赣话质朴厚重、沉稳平缓;云贵口音粗粝沙哑,带着山野独有的苍茫质感;再夹杂着本地客家人软糯温柔的方言,乱糟糟揉在一起,嘈杂却又鲜活,热闹却又踏实。
  
  人声鼎沸之间,摊贩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老式二八自行车叮叮当当的车铃声、改装嘉陵摩托突突作响的炸街声、路边小摊贩老旧录音机循环播放的港台老歌,层层叠加、交织回荡,汇成最真实的市井烟火。
  
  整条老街人气最旺、永远排队的,永远是街角那家不起眼的云吞面档。一口黝黑厚重的大铁锅常年架在煤炉上,锅里的猪骨高汤昼夜咕嘟咕嘟翻滚,大块的筒骨、排骨、老鸡慢火熬煮数个时辰,汤底熬得浓稠乳白、香气醇厚。老板手法娴熟,抓一把细面下入滚水,烫熟捞起,配上十余只皮薄馅足、新鲜饱满的鲜肉云吞,撒上葱花、淋上少许香油,一碗热气腾腾的云吞面就成了。
  
  一块钱一碗的价格,在当时不算便宜。对于大多数省吃俭用、一日两餐、白水配馒头、常年舍不得吃荤的底层打工人而言,这一碗热面,就是奔波劳碌之余,最奢侈、最治愈的晨间慰藉。很多人宁愿少吃一顿饭、多省几块钱,也要偶尔来吃上一碗,用滚烫的烟火气,抚平连日劳作的疲惫与酸楚。
  
  挨着面档的油炸小摊,同样常年生意火爆。大铁锅里的菜籽油常年滚沸,细密的油泡层层涌动,萝卜丝饼、香酥油糍、软糯芋圆、金黄油条在锅里翻滚沉浮,被炸得外酥里嫩、金黄透亮。浓烈霸道的油香肆意飘散,隔着十几米远都能清晰闻到,勾得往来行人频频驻足。
  
  不远处的糖水豆花摊,是老少皆宜的好去处。一口巨大的白搪瓷盆静静摆在木架上,盆里盛着满满一盆嫩白如玉的豆花,质地细腻、绵软顺滑、毫无杂质。老板手持长勺轻轻一舀,白嫩的豆花落入粗瓷碗中,再淋上一勺慢火熬制、浓稠发亮的红糖浆,甜香温润、入口即化。清甜不腻的口感,是老街孩童最贪恋的零食,也是奔波劳累的打工人偶尔解馋、舒缓疲惫的念想。
  
  挎着竹编菜篮的本地客家阿婆,穿着干净朴素的蓝布斜襟短衫,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步履从容、神色安稳,慢悠悠穿梭在拥挤的人流之中,精挑细选着新鲜的青菜、瓜果、土鸡蛋、时令干货。她们生于斯长于斯,守着这片安稳故土,日子平淡安稳、岁月从容静好,眼底没有外来务工者的焦灼、迷茫与惶恐。
  
  而外来的务工汉子们,模样却全然不同。大多都是一身洗得发白、边角起球的工装,衣身沾满水泥灰、机油渍、尘土印记,裤脚常年沾着泥泞污渍,鞋面磨得发亮、布满划痕。每个人的肩头大多扛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边角卷起、被反复摩挲得发旧发白的暂住证。
  
  在那个流动人口管控极端严苛的年代,这张薄薄的纸片,就是无数外来打工人唯一的底气、唯一的通行证、唯一的保命凭证。有它,就能暂时安稳落脚,免于街头盘问、无故扣押;没有它,或是证件过期、遗失破损,随时会被街头巡逻的治安队拦下、盘问、扣押、收容,等待他们的,大概率是无人知晓的黑暗与深渊。
  
  此刻老街的每一个人,眼底都盛着滚烫的希望与执拗的期盼。所有人都坚信,广东遍地黄金,只要肯吃苦、肯出力、肯踏实干活,就一定能挣到血汗钱,一定能补贴家用、供孩子读书、给老人治病,一定能摆脱祖祖辈辈贫穷的宿命。
  
  无数从贫瘠乡村走出来的普通人,把这片热土当成逆天改命的救命稻草,赌上自己的青春、安稳、未来,义无反顾奔赴而来。他们怀揣着最朴素、最纯粹的愿望,只想凭双手养家、凭苦力谋生,只求一家人平安团圆、安稳度日。
  
  可唯有我,站在这片喧嚣繁华的市井中央,看得最透彻、最寒凉。
  
  这片被千万人奔赴、被世人歌颂的淘金热土,从来不是遍地黄金,而是遍地陷阱、遍地血泪、遍地无人收殓的枯骨。繁华是表层的假象,机遇是诱人的幌子,底层的挣扎与罪恶,永远被掩盖在光鲜亮丽的时代洪流之下,无人知晓、无人过问、无人追责。
  
  我叫陈建军,湖南岳阳人。三年前,十九岁的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乡下少年,没见过大城市的繁华,没出过远门,只听过旁人描述广东的遍地机遇,便满心热忱,跟着同乡好友阿贵一起南下打工。我揣着家里省吃俭用凑的路费,揣着挣大钱、帮家里减负、改变命运的美梦,一头撞进了樟木头东南深山里的那座黑工地。
  
  那一千零九十八个日夜,是我这辈子都无法挣脱、无法释怀、无法遗忘的人间炼狱。漫长的三年时光里,我见过无数次天光破晓、朝阳升空,却从未见过一丝真正的希望;我听过无数次机器轰鸣、人声嘈杂,却从未听过半分人间公道。在那座与世隔绝的牢笼里,没有法理、****、没有温情,只有无尽的压榨、无休止的劳作、无底线的暴力、无声无息的死亡。
  
  我是那数十名被困工友之中,唯一侥幸从尸山血海里活下来、逃出来的人。
  
  旁人眼里的樟木头,是市井喧沸、烟火滚烫、机遇遍地、蒸蒸日上的繁华小镇。可在我眼里,樟木头的繁华之外,是连绵死寂的深山,是遍野长眠的亡魂,是深埋土层、无人知晓的滔天罪恶。旁人耳畔萦绕的,是人间欢歌、市井喧嚣、车马轰鸣、烟火琐碎。可我耳畔日夜反复回响、从未停歇的,是工地打手凶狠粗暴的呵斥怒骂、工友被殴打时隐忍或凄厉的哀嚎、重伤者濒死之际微弱细碎的喘息、还有那辆黑色无牌面包车启动时,冰冷沉闷、泯灭生机的引擎轰鸣——那是属于死亡独有的序曲,是无数人生命终结的倒计时。
  
  我牵着七岁的阿明,静静伫立在老街十字路口,双脚像是被脚下的尘土牢牢钉死,沉重得分毫动弹不得。周遭的热闹、喧嚣、烟火、生机,层层包裹着我,却始终无法靠近我心底的荒芜与寒凉。
  
  阿明是我逃离工地、漂泊老街半年以来,唯一的陪伴,唯一的温暖,唯一的光亮。这孩子身世坎坷、命途多舛,父母早早南下进厂务工,勤恳踏实、任劳任怨,只想靠双手挣一份安稳生计,养活年幼的他。可天不遂人愿,一场突如其来的车间机械意外,双双离世,永远留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一夜之间,年仅六岁的阿明彻底无亲无故、无依无靠,成了繁华都市里无人过问的孤儿。没有亲戚投靠,没有旁人帮扶,没有生存依靠,小小年纪的他,硬生生靠着自己的韧劲活了下来。每日穿梭在老街的街巷角落,捡拾废旧纸皮塑料、帮街边商铺打杂跑腿、蹲在饭馆门口捡拾食客剩下的残羹剩饭,饥一顿饱一顿,硬生生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早早看透市井冷暖、人间凉薄的阿明,没有被苦难磨掉心性,反而愈发通透懂事、温柔善良。他见过街头的欺弱凌小、见过路人的冷漠麻木、见过底层的卑微窘迫,却始终保留着心底最纯粹、最干净的善意。他心思细腻、感知敏锐,旁人难以察觉的情绪变化,他总能第一时间捕捉。
  
  此刻,我周身骤然沉落的气场、眼底漫开的阴郁寒凉、脸色褪去的所有血色,尽数被他看在眼里。
  
  他温热柔软的小手,紧紧攥住我的食指,小小的掌心带着孩童独有的温热与踏实,一点点熨帖着我冰凉僵硬的指尖。他仰起稚嫩白净的小脸,一双清澈透亮、不染半点尘埃的眼眸里,盛满了浓浓的担忧与不安,软糯轻柔的声音穿透周遭嘈杂的人声,清晰稳稳落进我的耳朵里:“建军哥,你脸色好白,一点血色都没有,是不是不舒服?是不是昨晚又做噩梦了?”
  
  我低头静静望着他干净纯粹的眉眼,望着这双从未见过黑暗、从未见过杀戮、从未见过人性极恶、从未体会过绝望苦难的眼眸,心底翻涌的戾气、压抑的悲凉、堆积的痛苦,稍稍平复了几分。
  
  我抬起自己的右手,这是一双被苦难彻底打磨过的手。掌心布满层层叠叠、厚重坚硬的老茧,是三年日夜重体力劳作磨出来的印记;指关节凹凸变形、布满新旧交错的伤痕,是常年搬石扛料、磕碰砸撞留下的印记;手背上纵横交错着深浅不一的疤痕,是当年被皮带抽打、木棍殴打、碎石划伤留下的永久痕迹。这双手,粗糙、黝黑、沧桑、丑陋,却也是我赖以活命、撑过炼狱、逃出深渊的手。
  
  我用这双饱经风霜、满是伤痕的手,轻轻揉了揉阿明柔软细碎的发顶,动作温柔又克制,声音低沉沙哑,带着彻夜难眠的疲惫,藏着压在心底、无人诉说的无尽沉重:“没事,哥就是想起了几个老朋友。”
  
  阿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没有好奇追问,没有多问缘由,只是默默往我身侧靠得更紧,小小的身子紧紧贴着我的胳膊,安安静静地陪着我伫立在人流之中,陪我发呆、陪我沉默、陪我沉溺在无人知晓的过往里。
  
  他实在太懂事了,懂事得让人心疼。小小年纪的他,早已深谙成年人的世界,懂得成年人的沉默从来不是无事,而是藏着不能触碰的伤痛、不能窥探的过往、不能言说的委屈。他从不随意打探我的过去,从不追问我偶尔的崩溃与沉默,只用最纯粹的陪伴,默默治愈我所有的阴霾。
  
  这半年来,若不是阿明,我大概率早已被心底的愧疚、阴影与无尽的黑暗吞噬。从深山工地死里逃生、逃出生天的前三个月,我没有一夜能够安睡、能够踏实入眠。每一个深夜,只要我闭上眼睛,脑海里瞬间就会涌入工地的所有画面:破败潮湿的简易工棚、满地尖锐碎石与泥泞泥土、被病痛与疲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工友、打手们凶狠暴戾的面孔、漆黑深夜里无声的拖拽与消失。
  
  耳边会瞬间回响起无数刺耳又绝望的声响:木棍抽打皮肉的脆响、劳工压抑不住的痛哼、重症者微弱断续的喘息、深夜面包车启动的冰冷轰鸣。无数个午夜梦回,我都会骤然惊坐而起,浑身冷汗浸透衣衫,后背冰凉刺骨,心口剧痛窒息,呼吸急促困难,整个人死死陷在过往的苦难与恐惧里,无法挣脱、无法喘息、无法自救。
  
  每一次我濒临崩溃、浑身发抖、陷入梦魇无法自拔的时候,睡在我身边的阿明总会迷迷糊糊醒过来。他不用睁眼,不用询问,仅凭我的颤抖与喘息,就能感知到我的痛苦。他会下意识伸出小小的手,牢牢拉住我的衣角,小小的脑袋轻轻蹭着我的胳膊,用含糊不清、软糯懵懂的声音一遍遍呢喃:“建军哥别怕,我在。”
  
  就是这一句简单质朴、毫无华丽辞藻的话,没有大道理、没有安慰说辞,却无数次抚平我心底最深的惶恐与绝望,无数次把我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硬生生撑着我,让我勉强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站着、呼吸着。
  
  可以说,没有阿明,我早已被无尽的黑暗与愧疚彻底淹没,要么彻底疯癫、神志错乱,要么自我沉沦、彻底垮掉,根本撑不到现在,更没有勇气回头、没有执念寻痕。
  
  我缓缓抬眼,越过街头层层叠叠的商铺民居、攒动热闹的人海、飘荡翻飞的落叶,直直望向镇区东南方向连绵不绝的观音山余脉。秋日的清晨薄雾轻轻缭绕在山间,黛青色的山峦层层递进、蜿蜒起伏、错落有致,繁茂的草木覆盖群山,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在所有外来游客、本地居民、寻常路人的眼里,这片山峦风景秀丽、静谧清幽、空气清新,是休闲散心、踏青游玩的好去处,是纯天然的山野盛景。可在我眼里,这片温柔秀丽的山峦背后,藏着樟木头这座繁华小镇最阴暗、最不堪、最见不得光的罪恶秘密。
  
  这里从来不是纯粹的山野胜地,而是藏在繁华背后的人间坟场、无声炼狱,是无数底层打工人永远无法逃离、永远无法归乡、永远无人收殓的葬身之地。
  
  九十年代中期的珠三角,是时代飞速发展、秩序尚未完善的过渡期。经济野蛮生长,机遇遍地丛生,却也滋生了无数灰色地带与滔天罪恶。流动人口庞大且杂乱,相关管控制度严苛却漏洞百出,底层流民毫无保障、无人庇护,沦为最弱势、最可欺、最无人问津的群体。
  
  暂住证制度死死卡着每一个外来务工者的命脉,成为了无数恶人肆意拿捏底层、肆意作恶的工具。没有暂住证,便是黑户,在这座城市寸步难行;证件过期、未及时补办、随身携带丢失,随时会被街头巡逻的治安队无故盘查、扣押、带回收容所。
  
  运气稍微好一点的,家人凑钱缴纳罚款、托人找关系,尚能赎身放行、重获自由。可运气差的、无亲无故、无人帮扶、孤身在外的底层流民,会被私下流转、暗中转手,被人悄悄送到各大深山隐秘的黑工地、黑作坊,彻底剥夺人身自由,沦为无偿苦力,从此与世隔绝、杳无音信,彻底从人间蒸发。
  
  律法管控薄弱、监管存在巨大盲区、底层流民无人庇护的时代缝隙里,无数不挂牌、不登记、无手续、无备案的黑工地、黑作坊,借着时代的漏洞野蛮生长、肆意作恶、无人监管。
  
  我当年被困的那座深山黑工地,就是其中最隐蔽、最残酷、最泯灭人性的一处。它完整隐匿在观音山余脉最深、最偏、最隐蔽的深山腹地,四周被茂密的原始林木、陡峭的山坡、错综复杂的荆棘藤蔓层层包裹,彻底隔绝了外界的视线、隔绝了所有的监管巡查、隔绝了人间的一切声响。
  
  这座工地,不需要合法合规的工人,不需要签订用工合同,不需要按时发放薪资,不需要遵守任何劳动规则。它的运作模式简单又残酷,只需要源源不断的、没有身份、没有牵挂、无人寻找、失踪无人过问的底层流民。这些人,消失了不会有人报警,失踪了不会有人追查,离世了不会有人惦念,是恶人眼中最完美、最廉价、最无偿的苦力耗材。
  
  一旦被送入这座牢笼,踏入工地的那一刻起,一个人的所有身份、姓名、籍贯、过往、牵挂,会被彻底剥夺、彻底抹去。从此世间再无此人,只有一个编号、一个干活的工具、一个任人压榨的苦力。
  
  日复一日的开山采石、挖土填方、搬运沉重建材、搭建山野基建,无休止的重体力劳作,从天色未亮的凌晨,一直干到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没有温饱保障、没有医疗救治、没有半点人文温情。
  
  干活稍有懈怠、动作稍有迟缓、体力稍有不支,迎来的就是打手们毫不留情的打骂体罚,木棍抽打、皮带挥砸、脚踹掌掴,是家常便饭。身体稍有病痛、轻微不适,不会有任何人过问、不会有半点药物救治,只能自生自灭、硬扛死撑。
  
  一旦有人重伤、重病、彻底透支体力、失去劳作价值,彻底沦为无法创造利益的“废人”,等待他们的,只有唯一的结局。深夜时分,会有打手将奄奄一息、无力挣扎的伤者,粗暴拖拽上车,塞进那辆密闭的黑色无牌面包车,连夜开往深山最深处、最隐蔽的无人区,随意丢弃在山沟、荒坑、密林之中,任由其缺水缺粮、病痛缠身、冻饿交加,在无尽的黑暗与绝望中慢慢死去。
  
  没有人记录他们的姓名,没有人登记他们的籍贯,没有人追问他们的去向,没有人追查他们的死亡。他们就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这座深山里,从此彻底湮灭、无人知晓。
  
  六十二岁的老川,就是这样默默陨落的。
  
  老川是四川达州人,一辈子扎根乡村、勤恳务农、老实本分,从未做过半点亏心事、从未害过任何人。本该是花甲之年、回乡养老、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年纪,却被残酷的生活逼得背井离乡、千里南下。家里老伴常年卧病在床,常年需要药物维系生命,医药费、营养费常年不断;家中孙辈尚且年幼,正在读书求学,学费、生活费无从着落;家里几亩薄田产出微薄,根本撑不起一家人的生计,更扛不住常年的医药开支。
  
  为了撑起摇摇欲坠的家,为了给老伴续命,为了供孙儿读书,年过六旬、年迈体弱的老川,不得不咬牙拼尽最后一把力气,拖着衰老孱弱的身躯,告别故土亲人,千里奔赴广东讨生活。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唯一的念想,就是多挣一点辛苦钱,治好老伴的病,供大孙儿读完书,等家里境况好转,就回乡安稳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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