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丰收
第三十七章 丰收 (第1/2页)淤泥滩的硝烟还没散尽，延安府的沙坡地上先见了收成。
三月末，卢象升蹲在沙坡地上，手里捏着一根番薯藤。藤上的叶片肥厚翠绿，藤蔓爬满了整片沙坡，有几根已经伸到了老王扎的稻草人脚下。
他顺着藤蔓往下摸，手指在沙土表面停住了。
土里拱出了好几道裂缝。裂缝底下埋着的番薯块茎正在膨大，把沙土顶得鼓起了包。他用手指轻轻拨开一层沙土，露出半截番薯。薯皮是深红色的，还带着泥土的潮气，个头比图谱上的样品还要大一圈。
说起这番薯，其实不是大明朝本土的庄稼。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长乐有个叫陈振龙的商人，在吕宋岛做生意时发现当地有种叫“甘薯”的块根作物，耐旱耐瘠，沙地就能长，亩产极高。当时吕宋在西班牙人控制下，严禁薯种出境。陈振龙把薯藤绞在船绳里混过了关卡，带回福建。那一年闽中大旱，稻麦绝收，陈振龙让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请求推广番薯。金学曾准了，番薯在福建种了一季，灾民靠它撑过了荒年。后来福建人给番薯取了个名字，叫“金薯”——纪念金学曾的救命之恩。
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在老家上海丁忧守制，听说了福建番薯的事，托朋友从莆田弄来薯种，在松江试种成功。又过了几年，他辞官去天津屯垦，在北方盐碱沙地上大规模试种番薯，连续种了好几个春秋，证明番薯可以在北方越冬——关键是要用地窖储存种薯。
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甘薯疏》，后来收进了《农政全书》。在他之前，从来没人敢把番薯引过长江——所有人都说南方作物不能在北方过冬。
他不信，就蹲在天津的地头上刨土、量温度、记数，最终用一窖一窖的实测数据把番薯从长江南岸请到了黄河以北。
卢象升手里这根番薯藤，就是徐光启在天津试种成功后寄给延安府的种苗。从吕宋到福建，从福建到松江，从松江到天津，从天津到延安——这根藤在海浪和风沙里传了不知多少里，此刻正被他攥在手里。
老王蹲在旁边，拿镐头柄捅了捅沙土。沙土干燥松散，但番薯根部的沙土是湿的——渠水从地底下渗过来，把沙地养住了一小块。
“卢大人，这东西真能收十石？”
“能。”卢象升把番薯从土里拔出来，托在手里掂了掂分量。这一个至少有斤半重，沉甸甸地压在手上，薯皮上的泥屑簌簌往下掉。“徐光启在天津试种了好几年，沙地亩产十石以上。一石是一百二十斤，十石就是一千二百斤。一亩沙坡地能养活一家五口人。”
老王接过那个番薯，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他种了二十三年地，最好的年景麦子亩产不过一石出头。十石，那是十倍。他把番薯小心翼翼地放在地头上，站起来对着沙坡地下面的工程队吼了一嗓子。
“收番薯！都上来！一人一垄，挖的时候别拿镐头刨——拿手扒，镐头刨断了藤明年留不了种！”
工程队的流民们扛着镐头从渠边跑上来，在沙坡地前站成一排。他们去年冬天还在粥棚前排队领粥，棉袄露出黑黄的棉絮，手背上的冻疮肿得像覆了一层腊肉皮。现在冻疮已经结痂褪了，手上的老茧比去年厚了一层。
老王给他们每人分了一垄地，教他们怎么顺着藤蔓往下摸，怎么用手指拨开沙土，怎么把番薯完整地从土里拔出来不断藤。一个年轻后生顺着藤蔓摸到第一个番薯时，手指触到薯皮上那些细密的纹路，整个人忽然蹲在那里不动了。他去年冬天在粥棚前排队时饿得连碗都端不稳，此刻手里攥着一根番薯藤，藤下连着的番薯比他这辈子见过的任何一个都大。
“愣啥？拔啊。”老王在他背上拍了一掌。
后生使劲一拔，番薯带着泥土的潮气从沙土里完整地脱了出来。薯皮完好无损，块茎圆实饱满，比他两个拳头加起来还大。他把番薯托在手里看了好一会儿，沙土顺着薯皮往下淌，忽然对着旁边的同伴喊了一声：“比我的头还大！”
他同伴也拔出来一个，两个人把番薯并排放在地头上比大小。地头上的番薯越堆越多，一垄地拔完，堆起来的番薯像一座小山。
老王蹲在地头上把刚拔出来的番薯挨个过手——这个有一斤半，那个有一斤四两，这个虽小也有十二三两。他每称一个就在心里默算一垄地的产量，算到第三垄时手指开始发抖。他种了二十三年地，从来没见过沙地里能刨出这么多粮食。他把最后一个番薯放在地头上，站起来走到卢象升面前，声音有些发颤。
“卢大人，这一亩地，收了一千二百斤。十石。”
卢象升没有回答，只是把炭条本子翻开，在上面写了一行字：“三月末，延安府沙坡地番薯首收。亩产十石。薯块完整，薯皮完好，无虫害，无冻伤。”他合上本子，站起来望着沙坡地上堆成小山的番薯堆。
工程队的流民们蹲在地头上，有人拿袖子擦番薯上的泥，有人把番薯小心翼翼地装进麻袋，有人掰开一个生番薯尝了一口，嚼得脆生生的，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淌。
吴老秀才领着社学的孩子们从渠沿上走过来。孩子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炭条和一张翻印的旧账纸，走到地头前看见堆成小山的番薯，一个个张大了嘴。吴老秀才拿起一个番薯托在手里，对着孩子们说：“这就是番薯。沙地亩产十石——你们算算，五十亩番薯能养活多少人？”
孩子们低下头在本子上比画起来。一个男孩先算完，仰起脸大声说：“先生，五十亩就是五百石！五百石够一个村子吃一年！”另一个女孩接着算：“五百石是六万斤！六万斤番薯够延安府城外所有流民吃一个冬天！”吴老秀才拍了拍他们的头，让他们把番薯的亩产数字记在本子上。
番薯丰收的奏疏在当天下午发出。三天之后，徐光启站在了延安府沙坡地的地头上。
他是自己主动请旨来的。奏疏送到乾清宫那天，朱由检批了“知道了”三个字，把奏疏放在龙案左侧，和淤泥滩的塘报并列排好。第二天一早，徐光启就递了请旨疏——番薯首收亩产十石，这是大明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他必须亲自来看一眼。他今年六十有八，须发皆白，但腰板挺得笔直，站在乾清宫金砖上对朱由检说：“陛下，臣在天津试种番薯多年，写过《甘薯疏》，编过《农政全书》，但番薯在陕西沙坡地上能不能长、能长多少、怎么留种过冬——这些都是臣在书斋里推算的数字。今天卢象升把实测数据送回来了，臣要去亲眼看看。”
朱由检准了。他让方正化从内帑拨了三百两银子做路费，又派了两个锦衣卫暗桩随行。临行前徐光启去了一趟科学院，把正在帮宋应星整理冶铁数据的陈子龙叫了出来。陈子龙放下炭条，拍了拍手上的炭灰，不知道老师为什么突然来科学院找他。
“子龙，跟老夫去一趟延安。番薯在沙坡地上丰收了，亩产十石。老夫在天津试种了好几年，写过《甘薯疏》，但你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沙地里长出番薯来。《农政全书》的‘荒政’卷还差最后一段——怎么教老百姓把番薯种活、留种、过冬。这一段不能坐在书斋里写，得到地头上去写。”
陈子龙是松江华亭人，今年才二十出头，在江南士林里已经小有名气，以诗文和策论见长，与同郡的夏允彝、徐孚远并称“云间三子”。他年轻时便加入复社，师从徐光启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尤其对农田水利和荒政治理有深入研究。徐光启看中他，正是因为他不仅有文才，更有实学功底——《农政全书》里许多关于东南水利的章节，就是陈子龙帮他在松江实地勘察之后整理出来的。此刻他站在科学院门口的槐树下，看着老师须发皆白却执意要远赴陕西的脸，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老师，学生在松江帮方知府协办科学院分院，以为自己已经懂得了经世致用——改织机、建银行、写策论，桩桩件件都觉得是在替朝廷做事。但老师说得对，书斋里写不出救荒之策。学生跟您去。”
从京城到延安，一千多里路，师徒二人坐在马车里颠簸了十来天。车窗外是连绵的黄土坡，去年冬天的旱灾把坡上的草都啃光了，偶尔能看见几个流民蹲在路边挖野菜根。徐光启靠在车厢上，望着窗外那片干裂的土地，忽然开口说了一段往事。
“子龙，你知道番薯是怎么到大明的吗？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长乐有个商人叫陈振龙，在吕宋岛做生意。吕宋的西班牙人不准薯种出境，陈振龙把番薯藤绞在船绳里，混过了关卡，带回福建。那一年闽中大旱，稻麦绝收，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请求推广番薯。金学曾准了，番薯在福建种了一季，灾民靠它撑过了荒年。后来福建人给番薯取了个名字，叫‘金薯’——纪念金学曾的救命之恩。”
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陈子龙脸上，又讲了他自己在松江试种、天津屯垦的经过，讲他蹲在地头上刨土量温记数，把番薯从长江南岸请到黄河以北，翻开随身携带的《农政全书》手稿，指着“荒政”卷中一页空白处说：“这一章还差最后一段——怎么教老百姓挖地窖存种薯过冬。老夫在天津写过一个版本，但天津的地温和陕西不一样，地窖尺寸得根据当地土温重新测算。这次去延安，就是要把这段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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