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_第1850章 1851 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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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0章1851变数
　　
　　我说：“这个问题得一分为二地去看。现在基层里面的很多工作还是需要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去做的。不过我也赞同商主任的说法，从长远来看，使用高学历的官员应该是一种趋势，毕竟时代发展到现在了嘛。”
　　
　　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不想我们这样的谈论被传出去后被人误解。要知道，省级部门里面还是由不少的领导前学历是很低的，虽然他们大多在省委党校拿到了文凭，但是他们依然忌讳别人拿他们的前学历说事。王鑫的事情就是一个教训。
　　
　　商垄行摇头道：“学者型官员的出现其实是一个好现象。首先，纵观世界各国尤其是现代化国家选拔人才的做法和经验，遴选学者型官员具有普适性。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七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先后任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为尼克松首次访华的破冰之旅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次，选拔学者型官员是我们党和国家进入历史新阶段的现实客观要求。经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而建国的发展中国家，其政府官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的换代。在革命和建设初期，第一代领导人是开国元勋、革命家和军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术专家。这是因为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科技对经济发展作用巨大，科技精英中参与管理国家的人员迅速增多。随着国家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走向成熟，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因为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从开国元勋治国时代转入了专家治国的时代，目前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
　　
　　再次，选拔学者型官员有利于推进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理说，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受老百姓委托管理公共事务、行使公共权力的人。但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人除了当官别无所长，即使干不好，也要保留待遇，继续养起来，造成事实上的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当各级官员都学有所长的时候，这更加易于解决离职后的出路问题。还是以基辛格博士为例，一九七七年他的国务卿被解职后，到乔治敦大学继续担任教授，并先后撰写了《白宫岁月》、《纪录在案》、《动乱年代》等多部著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学者型官员本来是个好事情，但为什么会众说纷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让目前盛行的官本位闹的。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一切为了做官，认为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由于受几千年专制文化的影响，官本位思想在眼下依然根深蒂固。很多人把升官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和价值的尺度，作为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比如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都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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